互联网企业怎么搞党建？

4月，互联网行业人士关注到一件新鲜而又严肃的事情：因播出有违社会道德节目被勒令整改后，短视频平台快手紧急扩招内容审核员，党员团员优先。

无独有偶，今年1月，被网信部门约谈整改后，今日头条也发起了类似的招聘需求，希望借助党员的力量，加强团队的政治素养。

互联网企业对党员、党建和政治素养的渴望，不只是单纯应对监管的危机公关手段。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持续掀起党建工作的红色浪潮。

2017年，直播平台斗鱼成立网络主播党支部，知识社交平台知乎成立党支部，随后，美团点评、快手、ofo、摩拜单车、哔哩哔哩（B站）等众多新锐互联网企业紧随其后，陆续成立党组织。

在这之前的五年里，新浪、腾讯、百度、京东、微博等一众老牌互联网企业，也早早建立了各自的党支部，开展党组织生活。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产业已跻身全球第一阵营，与国家、民族、社会的深层次关联愈加紧密，互联网企业、平台、社区也成为国内年轻用户群体的主要聚集地、舆论阵地，自然需要党建工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正能量的传递保驾护航。

值得注意的是，与外界某些刻板印象认为“互联网企业搞党建形式大于内容”不同，《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研发现，互联网企业在党建架构、党务工作、党建活动等方面积极创新，结合公司业务发展注入蓬勃的红色力量，无论对提升党的战斗力、凝聚力，还是助力公司发展，促进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都意义重大。

每周都有成立党组织申请

在拥有61万家网站的北京，首都互联网协会党建工作部承担着指导和协助首都互联网企业建立党组织的职能，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李思奇明显感觉到，这几年，互联网企业尤其是企业高层，越来越重视党建。

2016年2月，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将自己的大学同班同学、此前在辽宁省委宣传部担任过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的龙宝正请来，任集团党委书记。

滴滴党委书记、首席发展官李建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滴滴创始人程维也意识到党建工作很重要，在党的十九大后，委托此前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他来当公司的党委书记。

“2012年我们刚成立时，互联网企业成立党组织的很少，发挥的作用也很小，前几年可以说是我们在后边推着公司成立党组织。但现在，几乎每周都有企业申请成立党组织。”李思奇说，到了2017年，北京市几乎所有互联网企业都在进行党组织覆盖。

她告诉记者，因为缺乏经验，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并不清楚如何开展党建工作，首都互联网协会专门选聘一些有党建经验的退休老干部为党政指导人，上门指导召开党员大会等工作。

“2014年时我们有10位党政指导员，现在有24位，根据北京城区分成5大片区，包括条幅怎么写、主席台应怎么摆、该谁列席等问题都予以指导，有时一个上午同时几家开会，指导员还跑不过来。”李思奇说。

“过去一些员工是党员并不对外说，现在写入党申请书的人非常踊跃。”在位于北京后厂村的办公室，微博党委书记、公共事务部总经理王祥向《财经国家周刊》讲述兼任公司党委书记以来，公司的深刻变化。

“公司坐同一排工位的同事，非党员看着党员老参加各种活动，特别羡慕，跑来问我，入党都有什么好处呀。”王祥说，党员活动在公司不少年轻员工中尤其非党员看来，成为一种“福利”的代名词。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和其他互联网企业一样，王祥组织公司全体党员集中收看学习。在这前后，他还定期组织党员培训、学习、团建、观看爱国影片，等等，组织活动极为丰富。

互联网特色的党建活动

一提到互联网企业，大多数人联想到的往往是科技、商业，追求效率和业务优先，员工大多是年轻人，这些标签，似乎与严肃的党建工作不是很搭调。

李建华坦言，虽然喜欢这份新工作，但在非公企业做书记确实有难处。“有些人不太喜欢传统的组织活动形式，怎样改变这种状况，让党员愿意参加党委组织的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确实能帮助他们提升自己，还能够为公司服务？”

对于这些党建工作难题，互联网企业有互联网特色的解决办法。

龙宝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京东党委做得最出色的地方在于组织机构搭建。京东集团下属八大区域公司中有一半成立了二级党委，各个省分公司都建立党支部。在集团总部，把支部建到各事业部上，总共162个党支部，这与企业业务条线十分吻合。

龙宝正说，京东集团共有1.2万名党员，党员呈分布广、年轻化、碎片化，京东党员教育活动的“三会一课”也因此灵活多样，不仅有“京东党团在线”网页，有“京东党员之家”微信公众号，去年还推出《党建周刊》。

更具有互联网企业特色的是一个名为“智慧党建”的APP，这个APP让京东的党员发展、转正、活动申请等全部从线下转到线上，甚至因为有京东支付，党建信息化的第二期也实现了线上缴纳党费。

曾在企业担任过支部书记的王祥虽然在微博是兼职书记，但干起党建工作来十分有想法，在党务工作和开展党建活动上，他也想出了很多新办法。

比如，在党员的思想教育方面，王祥在公司试行“一袋一表”，一袋是指党员的档案袋，一表则是党员党性年度考核表。

他介绍说，微博将党员的考核和员工绩效打通，各支部书记年底打分，其中40%是党性，60%是工作表现，党性包括党员员工平时参加党建活动的出席率、学习情况、发言情况以及社交平台的发声情况，最终年底的“两优一先”评比中，按照此分数，将此档案并入到人事档案里。

微博还借鉴体制内线上考试的方式实行全员党员考试，这在北京所有互联网企业中还是唯一一家。他说，现在互联网上16岁到25岁的年轻人群体占到互联网用户八成以上，这群人不但是互联网的使用者，也是从业者，思想教育过关非常重要。

腾讯公司党委委员、党办主任赖燕青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腾讯，每当有党员员工入职，公司党委研发的“党务管理信息系统”都会自动触发提醒。系统与人力资源部门后台互通，每天自动进行一次信息抓取，堪称识别党员的“法宝”。

此外，腾讯党委还创办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第一本党刊——《腾翔》，开设了“腾讯党员之家”微信公众帐号，定期推送党建资讯。

党建的红色赋能

与机关单位类似，发展、培养合格的党员后，互联网公司也需要将党员的先进性与公司业务相结合。这是党建工作摆脱形式主义，在民营企业中切实发挥作用的重要一环。

王祥告诉记者，微博既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又是一个巨大的社交网络平台，其活跃用户已达3.61亿，是网络空间重要的舆论场地。如何发挥好发挥好舆论阵地作用，更好引领和传播正能量，是微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自己深感的责任所在。

2017年5月，微博党委组织相关业务部门牵头成立舆情研判小组，通过线上指令工具上报线索和舆情信息，对相关内容和舆情事件进行研判，确立处置策略。

小组成员覆盖了微博主要运营部门的总经理和具体业务负责人，实行周例会制，每周四下午召开工作会议，目前运行平稳，起到很好的正向引导作用。

“这样一结合，党在舆情方面就有了发力的抓手。”王祥说。

京东的党建工作同样围绕京东的主营业务电商来展开。京东集团党委把助力电商扶贫作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抓手，组织了基层党支部和党员积极参与电商扶贫工作，包括产业扶贫、招工扶贫、创业扶贫、金融扶贫等多种方式。

龙宝正举例说，比如产业扶贫，京东以往的做法是给贫困地区开设地方特色馆，为贫困地区造血，通过京东的平台优势，帮助当地产业发展。

“如果没有党委牵头，这就是一项常规工作，在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党组织战斗力上显然不足。党委牵头，带着感情、骄傲去做，层次更高，更有对党的责任感、对人民的情怀，干劲和效果自然更好。”龙宝正说道。

他介绍，京东2017年搞电商扶贫以来，合作商家达6000家，上线商品300万，销售额200亿元，帮助10万个家庭增收。下一步京东党委还准备提出精准脱贫，帮助一些重点区域，三年脱贫，五年致富。

李建华也在思考如何结合滴滴的业务，发挥党员先进性和示范带动作用，他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与出行合作方的出租车公司的雷锋车队进行合作，也在滴滴司机群体中开展滴滴雷锋活动，做好后再普及到全国。

“这样的事情既真正符合党员的心愿，接地气，做的事情又有意义，又对公司有贡献，何乐不为？”李建华说。

深化党建的新课题

党的十九大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由此王祥想到一个问题，在微博公司，党员只占公司员工12%，还有88%的员工该如何领导？这是互联网企业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

李思奇认为，一个互联网企业的党建工作是否做得好，非常重要的是一把手是否重视，能否看到党组织的价值、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当中，公司一把手能给党委书记多大空间也很重要。

在王祥看来，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互联网企业党建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党的组织体系，强化了党的组织体系。不过，虽然各家互联网一把手对党建工作予以了重视，却党的领导体系还有待完善。

“有的非公企业对党领导体系有误解，认为不需要‘两张皮’，一把手兼任抽空管一管就可以，但一把手要主抓公司业务，精力上根本分配不过来，这样搞不好党建工作。”王祥说。

为解决这个问题，微博在北京市统战部的领导下，成立“微博新的阶层人士联谊会”，由微博CEO王高飞当会长，党委书记任副会长，这样党委对非党员员工的管理工作也有了抓手。

下一步，王祥希望公司能将党办纳入一级部门，甚至他畅想，互联网企业内有了党的组织机构、党办人员编制，责权制定好了，好比互联网企业有股票，那么党委办公室是否也可获得同样的激励机制？

龙宝正也向《财经国家周刊》提出一些京东集团内部开展党建工作的实际挑战：落实从严治党要求还不够严格，党组织的政治生活还不够严肃，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发挥还不够。

同时，京东集团各区域公司党建工作还不平衡，群团与统战工作基础较为薄弱，区域党建、集团群团工作有效覆盖面还不足、吸引力不够，工作影响力不强。党建活动的形式载体也有待进一步创新。

李建华也直言，党建与业务结合工作的抓手虽然有所突破，但还是不多，融合度还可以提高，以党建促业务的工作力度有待加强。

此外，由于互联网企业的历史问题和行业特殊性，党建的一些基础工作也存在困难。

龙宝正和李建华都提到，由于互联网企业人员流动性大，党员管理方面存在困难，流动党员、口袋党员数量也较多，有些互联网企业至今还有党员没有落实党组织关系。

这大大影响了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考核、党内选举、过党组织生活、党组织关系的转接等，尤其是异地结转的办理存在一定困难，进而对企业党组织生活开展和党费收缴等工作带来困难。

这些难题都需要互联网企业与地方党组织在不断摸索中进一步解决。